谁更余年共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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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更余年共旅程——记大树山房主人吴寿彭先生

作为一个学文学出身的人，我之所以会对吴寿彭先生感兴趣，或有所了解，纯属偶然。虽然他是国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最重要的中文译者，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陆续翻译并由商务出版了《形而上学》（1959），《政治学》（1966），《动物志》（1979）等，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他所知甚少。当然，我对亚里士多德并不陌生，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文学系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知识”，我在本科时即已读过，后来我从南大研究生毕业到交大从事文艺理论课程的教学时，也是必讲内容，所以，我对《诗学》的译者罗念生等人，也早有所知。但多年来文学系有个通病，那就是举凡谈到古今中外的学者或诗人，往往只谈其在文学上的观点或作品而不及其余，因此，多年来，我对亚里士多德的了解也只限于《诗学》。

2007年秋，我从交大人文学院调到了同济人文学院工作，环境变了，身边的朋友也变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交往的人中由学文学的人居多变成了学哲学的人居多了。我和其中的几个学哲学的朋友还一起搞了个读书小组，坚持读了很久的柏拉图。我这才不仅对柏拉图及其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有了更多的了

解，从而也知道了吴寿彭先生。但真正让我对他产生兴趣的是之后当我在网上查找其相关资料时，忽然发现他竟然是交大机械工程系毕业的。对于曾在交大任教了十三年的我来说，在感到亲切的同时，也对他的经历好奇了起来。因为，此前我在交大工作时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而且，以今天的眼光看，我们是很难想象一个工科学生会从事哲学著作的翻译的。可当我向读书小组的哲学系的朋友们询问吴寿彭更多的情况时，他们却语焉不详。这让我更加好奇，因为别的那些从事西方哲学著作翻译的老一代学者都名声在外，如我们所读的柏拉图的著作的译者，不管是浙大的严群，还是中央大学的陈康，以及南大的郭斌和，张竹明等都略知一二，唯独对吴寿彭的生平付之阙如。而吴先生本人留下的著作也屈指可数，除了那几本亚里士多德的译著外，我只找到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11月刚出的他的编年体古典诗集《大树山房诗集》，当时因手头的事情比较多，翻了翻就放到一边了。可没想到，等我今天再拿起这本书时，六七年已经过去了。

吴寿彭1906年生于无锡，号润畲，他1918年考入南洋公学附中，1926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29年曾赴日游历，之后在扬子江水利委员会

测量队工作，抗战军兴，他又任职于政府机构，1939年至浙西工作，这本诗集即得名于他当年在天目山所居之屋。1946年，他转任于浙江海塘工程处，常住嘉兴，1949年再至青岛从事化工及有色金属冶炼工作，并终老于斯。从1957年起，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从事亚里士多德的翻译工作，直至1987年病故，他都并未再至其他单位工作。这或许是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因为他不像我提到的那几位柏拉图的译者，或在大学任教，或在研究所任职，总有学生代为传扬其事迹，故易为人所知。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曾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供职，在三十年代初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并且还是1933年12月25日由“复兴社”在南昌成立的“中国文化学会”的骨干分子。尽管今天人们已可客观并公正看待吴寿彭的此段历史，但吴寿彭却为此付出了代价。1955年6月他因此入狱，次年2月后才得以释放。因受此事件拖累，1978年，他的译著还是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才得以出版和重印。但吴寿彭不乏知音。他在交大读书时因与费孝通的哥哥费振东同学，故与费孝通相熟。而费对其相知甚深，两人长年互通有无。直到1999年，已届90高龄的费孝通还充满深情地谈到这

位青年时的老友，“还有一个是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我叫他稀有金属（中国没有几个），叫吴寿彭。他自然科学也懂，诗也写得好。是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我很佩服他，一直到后来我都同他联系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而同为吴寿彭好友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与其分离三十年后，当1981年夏知其仍在世间时曾言，“得知吴寿彭兄还在世的消息非常高兴。只要他还活着，对于中国文化定会有贡献。”（《大树山房诗集》，第245页）

这就是所谓的英雄相惜，而无论是费孝通把吴寿彭戏称为“稀有金属”，还是徐复观认为其活着“对于中国文化定会有贡献”，都是基于对他的深入的了解所发的肺腑之言。只不过前者是基于对其能力的认可，后者是对其志向的认同。当然，对于吴寿彭本人来说，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作为国内最早从希腊语系统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者之一，吴寿彭可谓筚路蓝缕，有许多经他翻译厘定的词义现已成为通行之专名，如“共和政体”，“平民政体”等，对于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早有方家评述，本文已无须多言。而且，他的译文不仅准确生动，流畅自

然，还颇有古雅之风。如《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曾引希西沃图《作业与时令》一诗来说明先民由家庭而社会的发展过程，吴寿彭特地用格调高古的四言诗的形式将其翻译出来，“先营家室，以其安妻。爰畜牧牛，以曳其犁。（《政治学》仅引此四句）奚奴相呼，群从春畦。日出而作，日暮而栖。霜露既滋，爰治甓瓻。四季徂迁，足饱蒸糜。人而怠荒，食储终亏。民生在勤，勤则不饥饿。”（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6页；《大树山房诗集》，第152页）读来让人对先民胼手砥足的生活油然而生一种质朴的感动，显然，若无诗才，难成此译。而吴寿彭就是个诗人，数十年来，他弦歌不绝，这从他晚年手订的《大树山房诗集》就可见出一斑，从1926年他大学毕业起，直至1987年去世，几乎每年都有吟咏。故徐复观直言其诗，“兄诗由宋诗转出，自成一家之高格。”（《大树山房诗集》，第245页）当是知言。

而我觉得，吴寿彭的亚里士多德翻译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对原文所作的堪称详尽的笺疏。他的注释的格式一般先引书中希腊原词，对其进行训诂，然后再引申开去对其词性变化及后世的变体作出细致梳理。如他在《政治学》中对“公民”（Polites，波里德）的注释

6060引出对其词根Polis的解释（下文中拉丁文为希腊文转写）：

“波里”（polis）这字在荷马史诗中都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Demos）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Aoropolis），雅典人常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Asty）。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拉丁语status，英语state，德语staat。法语etat，字根出于sto－（“站立”），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的意义是“立场”或“形态”。拉丁语civitas字根出自cio－（“召集”），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civis是“受征召者”，即“公民－战士”，许多战士集合起来所组成的只能是军队或战斗团体。这些名词，作为政治术语，称为近代邦国，都同“polis”渊源相异。汉文在《五经》和《说文》中以“国”为“郊内的都邑”，“邦”为“封境”，这同“波里”的字源和文义却相近似；但“波里”的内容又同中国古代和秦汉以后的“邦”，“国”，都不相同。近世以city－state（“城邦”）译“波里”较旧译state为“邦”“国”比较合适。（亚里士

多德，《政治学》第110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10页）

接下来，吴寿彭又讨论了由“波里”所孳生的多个名词，形容词的意义，而这个注释也变成了一篇言简意赅的论文。由此可见他对书中注释的用力之深，而他的心血和洞见也就以这样的形式点点滴滴地遍布在每一页的注释之中。而吴寿彭不仅是亚里士多德专家，也是柏拉图专家。因为要真正的理解亚里士多德，首先就要了解柏拉图，而吴寿彭对柏拉图可谓是信手拈来。如他因《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于“主奴关系”源于强权的讨论，在注释中特地引出法律是出于“强权”或基于“自然”的争议，并指出柏拉图的对话如《普罗塔戈拉》，《蒂迈欧》及《理想国》中相关章节对此的讨论（《政治学》，第11页）。当然，注释中类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吴寿彭对柏拉图的“理念”的中文译名探讨即为一例。他认为此前的诸多译名如“观念”，“概念”，“理性”或“理念”等词，虽然陈康先生在《巴曼尼得斯》中因考虑到希腊原词出于动词“观看”，由视觉联想为“相”。但是吴认为原词“本义为观看，亦为认识；而柏拉图此字实已脱离观感而专重认识；故旧译实无大误。”同时，他还由此将亚里士多德对此概念的使用分别翻译为“意式”与“

通式”，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式”字乃“取义于老子为天下式一语中的式字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6页）从而让人对亚里士多德的此一概念理解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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