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放在自由的前面

天才一秒记住【玉露文学】地址：y6go.com

把生活放在自由的前面——从尼采信徒到黑格尔学生的陈铨

2014年12月初的一个冬夜，我忽然接到南大文学院沈卫威教授的电话，他告知我现在人在上海，约我到其暂住的复旦招待所一晤。卫威兄是我南大的学长和多年的好友，近年来对肇始于南大东南大学时期的“学衡派”的研究上用力甚勤，成绩斐然。我因是南大的校友，对“学衡派”的历史也很感兴趣，所以，接电后立即冒着寒风赶往复旦招待所。等我在局促却温暖的房间里坐下后，卫威兄即赠我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的《民国大学的文脉》一书。该书的部分章节此前我已经在一些学术杂志上读过，卫威兄以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北大和南大（于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诸时期）为中心，将两校的发展与思想的新变，文学的转型，不同学术群体的创设乃至南北学风的对立与互动联系了起来，从“双核”运行的角度，对晚清至民国乃至当下近百年来思想学术与文学的流变做出了整体的观照，且文中不乏创见，隐然已成一家之言。卫威兄对我讲，他此次来沪，是为了即将出版的“学衡派年谱”考订资料。我忽然想起同济人文学院的资料室里有几百本陈铨先生的外文藏书，而陈铨是“学衡派”主将吴宓在清华的高足，也是卫威兄厘定的后期

“学衡派”的重要分子，如能翻检其外文藏书，或许有助于对“学衡派”的研究。我便问卫威兄是否有暇前往一观。但不巧的是，他明日一早就要赶回南京处理别的事务，只能下次再行参阅了。不过，虽然此次卫威兄不能亲至同济，但这次会面却在无意中让我对陈铨又感起兴趣来。

因为，陈铨不仅是现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还曾是我现在所执教的同济人文学院的前辈和创始人之一。1909年出生于四川富顺的陈铨曾先后在清华，美国欧柏林学院和德国基尔大学求学，并于1933年以《中徳文学研究》一文获文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他相继在武大，清华，西南联大，中央政治学校等校任教。1946年8月，同济自四川李庄还校沪上后即创建文学院，而其时陈铨自重庆抵沪任职于《新闻报》资料室，旋亦入同济文学院德文系及外语组任教并兼主任，直至八年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方调南大外文系执教。但这是我2007年秋自交大调到同济工作后才知道的，那年冬天，陈铨的女公子陈光琴女士将其所遗留的数百本英法德俄藏书捐赠给人文学院。因陈铨是个作家，故应院长孙周兴兄所请，我作为中文系的代表参加了在学院会议室举办的赠书仪式。当时我还颇有些惊讶，因为此前我只知道陈铨在南大终老

，还不知道他曾在同济工作过。

当然，我对陈铨也并不陌生。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大学时就已经知道了陈铨，但出现在我们所学习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他却是一个“反动文人”，其原因即在于他是四十年代拥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国策”派的主将，而且，还写下了歌颂国民党特务抗日的话剧《野玫瑰》。这既是为虎作伥，也是为法西斯主义张目。不过，那时我们已经开始对教科书上的东西将信将疑，因为好奇，就找来他的《野玫瑰》翻了翻，虽然觉得《野玫瑰》里的人物设置比较奇特，首先就是为抗日不惜使用“美人计”嫁给汉奸王立民的国民党美女间谍“野玫瑰”夏艳华，其次，就是汉奸王立民不仅对夏艳华有情有义同时还爱女如命，还有就是王立民的内侄刘云樵，这个家伙更出人意料，他竟然既是夏艳华的前男友也是个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更不用说由这三个人的“三角恋”加上“谍战”所掀起的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情节了。可当时我正处于那种读书不求甚解的年龄，而且我对各种西方的哲学和文学理论更感兴趣，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则停留在浮光掠影上，并不愿深究。那时，校园很流行萨特，尼采和弗洛伊德的书，而由三联书店出版周国平翻译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更是几乎人手一册。这不仅是由于尼采的

文章犹如散文诗一样优美，充满了格言与警句，很对文学系的人的胃口，关键是他所倡导的那种酒神精神也很符合当时大家追求个性的需要。但可惜的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把陈铨和尼采联系在一起。当然，在那个时代，就是把陈铨和尼采联系在一起，多半给人的印象也是负面的。就像那时我们虽然知道“学衡”派，知道吴宓，可也是作为鲁迅在《估学衡》中所贬斥的反面角色出现的，“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决不会认为吴宓等人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学衡”精神有何可取之处。而老师给人的印象尚且如此，他的弟子陈铨就更不要说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陈铨也曾是尼采的粉丝。从30年代起，他陆续写了《从叔本华到尼采》（1936），《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1937），《尼采的思想》（1940）等多篇文章，以系统介绍尼采的思想。更重要的是，1940年4月，陈铨与一同任职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好友雷海宗，贺麟，林同济以及何永佶等人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主张在抗战这样的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要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而这个

观念背后就有尼采的影响，如《战国策》的“启事”中即言：“本刊自出版以来，蒙社会人士不吝指教，且拳拳以本刊主旨及发刊词垂询。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politics）及“尚力政治”（power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兴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以’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58页）而从这段短短的文字里，明显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这其中既有尼采对“强力”的推崇，更有对其所言的“大政治”（greatpolitics）的改造和引伸。从中亦可看出，陈铨希望在二十世纪这个新的“战国时代”里，中华民族能够通过这场战争汰旧革新，激活我们这个老旧民族的生气，如凤凰涅槃一般重获新生。这

其实也是他的朋友们共同的心愿，如雷海宗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里亦认为，“这（抗战）可说是我们休养生息了两千年的元气，至此拿出与亘古未有的外患相抗。”（温儒敏，丁晓萍，《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而何永佶这位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把这个观点说得更是形象，他在《大政治》一文中指出中国那种认为天下是个“信义和平”的世界是个“小政治”（lowpolitics），或“金鱼缸里的政治”，但国际政治乃是“大海里的政治”，即“大政治”，“不能伟大，便是灭亡”。中国已如离开鱼缸的金鱼，在大海里面对各种凶猛的海狮，海豹之类，自然当奋力抗争。而在《战国策》的一众人等中，真正有能力将此“主旨”化为文艺作品的就是陈铨。作为吴宓的爱徒，早在清华读书时陈铨就已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后又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如《革命前的一幕》，《天问》等，他的那篇在抗战中享誉一时的《野玫瑰》就是在此种背景下产生。

1941年5月，陈铨应联大学生剧团之请，在日本人飞机的轰炸声中，躲进昆明的防空洞里，用三天的时间把自己的短篇小说《花瓶》改为国民党特工抗战锄奸的“军事间谍”剧《野玫瑰》。当

年8月，昆明国民剧社将其搬上舞台后，迅即获得较好反响。陈铨的恩师吴宓看过之后也认为很好。因此1942年3月起，该剧又被重庆的剧团搬演，而此次影响更大，竟然一连上演十六场，观众几达万人以上。这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据主演美女特工夏艳华的著名演员秦怡女士回忆，直到1961年她在中南海见到周恩来时，曾观看过《野玫瑰》周仍盛赞其在《野玫瑰》中的表演，亦可见该剧影响之一斑。而陈铨本人也以该剧与曹禺的《北京人》和常书鸿的《油画》等一同获得当年教育部的年度学术奖的三等奖。获一等奖的是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冯友兰的《新理学》，二等奖有金岳霖的《论道》，刘开渠的雕塑等。但若论这些奖项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恐非陈铨的《野玫瑰》莫属。这部戏之所以受人追捧，除了题材新颖，情节多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物个性的复杂，尤其是汉奸王立民，他不仅不是个脸谱化的人物，还是一个性格饱满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正是在他身上，体现了出了尼采的“强力意志”，他直言，“我从小孩起，一直到现在最恨人可怜我！我有铁一般的意志，我要赤手空拳，自己打出一个天下来。世界上的力量，能够摧毁我的身体，不能够征服我的内心。我要别人服从我，尊重我，

我决不要人可怜我”。（于润琦，《陈铨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而在戏剧最后，王立民也并非由国民党特工夏艳华和刘云樵铲除，却是自己服毒自杀，也显示出了他的追求“强力意志”的欲望。至于为了锄奸而变身为“无情女”的夏艳华也不无“超人”色彩。这也是陈铨该剧当年即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当时受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批评家反斥之为“裹着糖衣的毒药”和“散播汉奸理论”，甚至要求取消教育部的学术奖励并停演该剧。陈铨当然对此不以为然，一方面汉奸王立民只是他所创造的“个性人物”，另一方面他只不过是借汉奸王立民之口说出了他所服膺的尼采思想罢了。因为，既然敌人都服膺尼采思想，那我们的选择当然也是唯有用更强大的“强力意志”来战胜他。舍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陈铨不仅有自己的独立的文学态度，更有自己独立的人生的态度。作为一名戏剧家，陈铨也常用戏剧来思考和表达自己的生活立场。在1942年的《蓝蝴蝶》的“序词”里，他特地引用了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场第7幕里的台词，“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本戏剧，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台词也表明了陈铨本人对世界和人生的

看法，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被抛到世界上的命运，也都无法逃避人生这场戏剧。或许是这个台词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共鸣，当年，黎锦晖还特地为这段“序词”谱曲，并由王人美演唱。那么，既然如此，在世界这个舞台上我们该如何自处？对此，陈铨在《尼采与红楼梦》里明确地谈到了自己的观点：“人生是一场戏，既然粉墨登场，要想下场不易，戏院老板和观众，都不允许，你为什么一定要固执不唱呢？尼采的想法，和曹雪芹不同。曹雪芹是主张不唱的，尼采不但主张唱，而且主张唱得异常热闹，异常精彩。到底人生的戏，应不应当唱，站在个人的立场，本来没有什么是非，站在戏园老板和观众的立场，恐怕就要赞成尼采，反对曹雪芹了。戏园老板就是“自然”，观众就是“社会”，自然赋予人类生命的力量，曹雪芹要压制他，社会需要天才领导，曹雪芹要毁灭他，自然和社会，怎样会高兴呢？”（《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第289页）可见，陈铨是赞同尼采的观点的，不管人生这场戏剧是悲剧还是喜剧，是闹剧还是正剧，都要选择坚强坚持唱下去的，因为这是“自然”的力量，也即与生俱来的“强力意志”的驱使，也是“社会”的要求。而这就是尼采所弘扬的酒神精神，即使人生是个悲剧，也要演好它

。

可是现实的发展总是超越个人的想象。1949年，新中国建立。1952年院系调整，陈铨由同济调南大外文系工作。此时，南大德文系作为全国除北大外仅有的两家德文系之一，除了原来就在南大任教的商承祖，张威廉外，因并入了同济和复旦德文系的师资，如陈铨，廖尚果等人，师资力量之强，可谓一时之选。而对于陈铨这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南大也相当重视，除让其担任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还分配他一所很大的洋房。环境变了，时代变了，陈铨的人生观却没有随之改变，他依然想在新的舞台上唱好人生这出戏。他不仅热心教学，为了适应新时代，还自学俄语，翻译了苏联学者普里舍夫《德国文学概论》等。而由陈光琴女士捐赠给同济的藏书中就有不少俄文书，如曾写出《大雷雨》有“俄国戏剧之父”之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全集》等。但这样的好日子却没过几年。1957年，他的老友王造时被划为“右派”，他不以为然，暑假在沪期间，依然与其往来，回宁后即被划为“右派”，并被转到资料室工作。尽管1961年他的“右派”称号即被解除，可还是给他造成了伤害。他一度因自己的著作无法出版而想离开南大，调到自己曾经兼过职的复旦去工作。（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下），

小说推荐：【255小说网】《刚穿越没了爹能科举不》《佣兵1929》《境界无极》《成为天命大反派，女主让我别过来》《诡秘之主》《神农道君》《民国投机者》《红楼：从小卒到万人之上》《重生八零：离婚后被军少宠上天》

《有情纪》转载请注明来源：玉露文学y6go.com，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