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负笈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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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负笈桂子山——为纪念华师中文87级毕业二十周年而作

五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拥挤的地铁里痛苦的计算着还有几站能下去，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个男人在电话里用口音很重的普通话粗声粗气的直呼我的名字，很兴奋地说他第二天就要到上海来，叫我去见他一面。可他的声音对我来说，却显得异常陌生，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我只好借口在地铁里太吵听不清楚，问他是谁，他这才大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原来，他居然是我大学的室友戴岳。他是贵州人，大学毕业后就去了贵阳工作，那时我们的联系方式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和多元，除了一个家庭通信地址外，连电话都没有，更不要说手机，EMAIL，QQ和MSN这些先进的玩意了。记得刚毕业那一年，他还写过一张明信片给我，可自此之后就我们就彼此音信皆无了。而这次为了到上海后能见我一面，他在无线电波里几乎辗转大半个中国，像前些年那些搞传销的发展下线一样，不屈不挠地找了分布在天南海北的五六个同学，才终于联系上了我。

而就在戴岳报出他的名字的这一霎那间，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们自1991年夏天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离开武昌桂子山那座终年飘着若有若无的木樨香味的校园，已经快二十年了。而华师西区5栋49号，当

年我们的宿舍，自从毕业后，我就再也没有进去过。

相信不管是谁，对于自己的母校，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我至今仍无法忘记1987年9月初新生报到的那天的情景。当时，我是由一个在武大数学系读书的老乡送到华师的。他帮我背着随身携带的行李，带着我从武大出来，穿过武测，一路步行到没有斑马线，也没有几辆汽车的窄窄的珞瑜路。而当我在马路对面终于看到华师的简洁朴素的“同”字形的校门时，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仍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踏进大门，迎面就是那条两边有着粗大的法国梧桐树的通往桂子山山巅之上的华师校园的大路，或许因为这条路是条上坡路的缘故，我才突然意识到脚下所走的这条路是那么长，又是那么的美。我觉得，这似乎就是我长长的人生的开始。因为从那一天起，我就好像再也没有离开过华师中文系，离开过文学，而似乎也正是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向自己设立的那个遥远的人生目标往前走，往上走，开始是有意识的强迫自己走，到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无意识的生活习惯。

其实，直到我走进华师的校园，我都对这所以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师范大学为骄傲和卖点的大学没有更多的认识。当然，当时的我，不要说对华师了，就是对整个武汉地区的大学，基本上都一无所

知。我是河南焦作人，在我们当地学文科的中学生心目中，有名的文科高校只有北大，人大，北师大，还有南开，而很多南方的高校，像武大，中山，复旦，以及我后来读研究生的南大等，都像是遥远的传说，其影响感觉似乎与我们河南的“北大”即坐落在开封古城的河南大学与省城的郑州大学相似，而且老师也鼓励大家考北京天津的学校，所以我们对武汉的高校的印象几乎是一片模糊。再加上那时既无网站，也无如今颇为时髦的各种大学排行榜，所以，高考报志愿时就靠老师的几句话和不会说话的一本印刷质量低劣的薄薄的高考招生目录来决定取舍。

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我从小在部队长大，对军队很有感情，所以很想读个军校。我有个亲戚在石家庄装甲兵学院读书，受其影响，我一度也很想去这个学校读书。但一来我父亲不同意，二来我的眼睛有点近视，只好忍痛放弃了。而这种遗憾，直到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同样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女孩做女朋友，才算释怀。我是个比较恋旧的人，因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重庆读的，后来才回到故乡焦作，所以，我想，既然不能投笔从戎，那为何不借读大学的机会到巴蜀故地重游一番呢？说不定我也会像我的老乡李商隐一样，在雨夜的浮图关，写出“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这样

的传世名句来。可报志愿时，我才陡然发现，时为理工科大学的重庆大学不招文科。可想而知，我有多么失望。甚至，这种失望的心情直到此刻，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这一刻，还难以释怀。因此，我觉得，不仅理工科大学应该办文科，而且真的都应该办成综合性大学，这样才能给予考生更多的选择，设若当初重大有文科，我去了重庆，我的今天肯定会和现在的不一样。不过，那样的话，我也就不可能来写这篇文章了。虽然，我作为一个硬朗的重庆人，多少有点瞧不起成都人的娘娘腔，可作为补偿，我还是选择了远在成都的四川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然而就在我以为我马上可以到成都吃龙抄手和夫妻肺片的时候，邮局送来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却赫然印着“华中师范大学”几个大字。我这才想起，为了多一次录取机会，我还自作主张填写了提前录取的志愿，而我当时随便填的学校就是这所武汉的“华师”。

老实讲，我高考发挥不错，是当年我们焦作市的文科的第二名，但我并不是在考大学上有什么远大理想的人，因此也不觉得以那样的分数没上北大之类的学校有多遗憾。可没能去成都尤其是没能去重庆读大学，以慰我的怀旧之情，始终是我的遗憾。也许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会到重庆工作也未可知。命运总是有自己的逻辑，谁知

道呢？

不过，虽然对考上华师这所学校没有准备，但我对能被中文系录取倒是觉得很好。因为，我虽对上什么大学没理想，可对以后自己做什么，却老早就有着比较“远大”的理想，那就是成为一名作家。而要想当作家，以我那时的思想觉悟，当然非读中文系不可，受此理想引导，我的高考志愿不管哪个学校基本上填的都是中文系。所以，当我在华师图书馆前中文系的新生接待站办手续时，忽然看到有条“欢迎来到中国最大的中文系”的红色标语时，不禁有种得其所哉的感觉。因为，以我当年的一颗幼稚的心判断，华师中文系既是“中国最大的中文系”，那自然也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中文系，而“最大”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其实就是“最好”的代名词。这让我不禁有点喜出望外，因为没想到自己居然歪打正着，能有幸到这么牛的中文系读书，那我的作家梦自然也是指日可待了。而以我在华师所度过的四年光阴以及后来的经历证明，直到今天，华师中文系也仍然是中国最好的中文系之一，但是否中国最大，或亚洲最大，以及这个口号是在什么背景下又是何人创造出来的，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但这句口号还真让我这个多少有点虚荣心的人激动了好一阵子。因为按当年我们的任课老师的说法，即使华师中文系的实力尚不

能进入全国前几名，但最起码，我们是武汉乃至中南地区最好的中文系却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虽让同城兄弟武大中文系的人如骨鲠在喉，可也是没办法的事。但现在看来，可能是老师的自尊心使然，其实当时武大中文系的实力和华师也在伯仲之间。

而一个大学或一个系之所以好，无非是老师好和学生好。老师好，学术水平高，才会有社会影响，同时，也才能更好的教导学生。学生好，人聪明，有理想，将来走出校园后，也才能贡献社会并影响社会。而我认为，那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很好的老师，比如教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徐纪明老师讲起课来总是声音洪亮一字一顿，不知何故，他一直对我们87级青眼有加，他的一句常常用来旌表我们的话几可作为我们中文87的“级呼”，那就是：“87级是中文系的一面旗帜”。可能是大家对他印象太好或太深，爱之深切，有时亦难免尴尬。八九年学潮期间，有一次大家到校外游行，刚好中文系的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快到校门的时候，我们发现大路两边的高坡上站着许多沉默无语的老师，他们静静地看着我们这些年轻人打着各种旗帜喊着口号无忧无虑的朝大门外的街道上涌去，似乎爱莫能助。而徐纪明老师恰也身在其中，他虽然身材不高，可还是被眼尖的同学看到，立即就

有人高呼他的名字，要他下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徐老师自然没有吭声，但我注意到他的脸上似乎露出一丝笑容，现在我想，那应该是一种苦涩和担忧的笑。黄曼君老师是教我们现代文学的，对于他，我们早就是未闻其声，已知其名，谁不知道他是唐弢主编的那套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参编者之一呢？而参与这套著作编写的学者，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这一学科中的佼佼者，不过，那时他们是学科的中坚，现在如尚健在，也都已是泰斗级的人物了。其时黄老师正当壮年，头发乌黑，穿深色正装（非西装），很是严谨，一副方形玳瑁框的深度近视眼镜又显示了其渊博的学识，以至于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古板严肃的老派人物，但实际上他上起课来却是天马行空，一次他竟然从自己游玩黄山时买的一根竹子拐杖讲到郁达夫的小说风格，而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其中的联系。田蕙兰老师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唯一的女老师，她真的是蕙质兰心，像个和蔼的老阿姨，讲着讲着就会停下来，从老花镜上面看着教室里我们这些东倒西歪麻木不仁的家伙，问大家理解了没有，当然，每到这时，课堂上总是鸦雀无声。可到了她的学生吴建波来上课，就不一样了。吴建波大概研究生刚刚毕业，恰值青春年少，他面庞白皙，戴着

一副稍微有点圆的文静的黑框眼镜，站在阶梯教室的讲台上，再加上一身黑色的学生装，显得身材瘦削，风度翩翩，其气质犹如一个“五四”爱国青年，随时都有可能把自己那颗滚烫的中国心掏给我们瞻仰。他在课堂上朗诵闻一多的诗歌，情深处几乎让我们这些无动于衷的鳄鱼坠下眼泪，而谈到周朴园对侍萍的情感，又让人莫名的忧伤。一次我在历史系的楼前与其邂逅，为了表示我对他的仰慕，我特地掏出用很多饭票换来的平时根本舍不得抽的绿色“摩尔”薄荷香烟，殷勤地劝他抽上一支。他虽声称自己已经戒烟，可还是没有拂我这个学生的情意，在我用打火机给他点上那支细细的香烟后，他轻轻的然而又深深的抽了一口，似乎把那根烟的灵魂也吸到了自己的肚子里去。这让我很怀疑他说的自己已经戒了烟的话是否是真的，因为我当时有个非常狭隘的观点，像吴建波老师这样的偶像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不抽烟呢？否则，他写作和思考时的“烟丝披里纯”（inspiration）从哪里来？与他同样在我们同学中深孚众望的教当代文学的老师还有王又平，用武汉话来说，我们当时感觉他是最“抛”也即自我感觉最牛逼的老师。但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们是在他的讲座上认识他的，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批

评一切，不仅批评作家，批评现实，还批评我们。有次他在7号楼做了个讲座，他一口气把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所有作家不管男女老幼全都狠狠的批了一遍后，忽然话锋一转，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们一通。那时还没有话筒，但他声若洪钟，说作为我们华师中文系的学生，如果既不关心中国的文学，也不关心中国的政治，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让我们这些听他讲座的人如遭雷击，面面相觑之余，恨不得找个地方一死了之。可天地良心，那天7号楼底楼的大阶梯教室人都几乎坐满了，可他还觉得人来的太少，因为有的讲座甚至连教室外的走廊上都站满了人。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教授，同时也作为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作家，我也偶然应邀在大学里讲讲文学，可每次只要能来个十几个人我就谢天谢地了。不过，这可能这是中文系老师的风格，比如同样是在这个地方，我还听过章开沅校长的高足，历史系青年教师马敏博士谈辛亥革命的讲座。他在演讲时颇为从容，谈起当时虽时尚却很“落后”的“新权威主义”时似乎也非常淡定，并无褒贬，他无论语气还是心态都平和的多，颇有一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感觉。前些年看到报纸上说他当了华师的校长，从照片上看，他的头发比当年少了很多，当然额头也比过去亮了很多

，俗话说只有有智慧的人才会有此福相，他能当上华师的校长，想非偶然。

实际上，我们在校时就已知道，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一直是华师中文系的特色和强项，而49年后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由华师的老师于195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出色的老师。即以现在比较苛刻的眼光看来，如果从史料的确凿，观点的持正和客观，华师中文系老师撰写的这套中国当代文学史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这十几年来，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国内的很多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都仍然把这套教材作为中文系研究生的考试参考书，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部文学史的学术价值。

现在想想，虽说中文系的老师似乎无论男女皆有一个好嗓子，但其中真正翘楚还应该是教我们音韵学的朱金声老师。他才真是个帅哥，高大威猛不说，还有一口可以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资深男播音员赵忠祥一争高下的嗓音，颇有磁性。并且，他还精于国际音标的发音。可我跟着他学了一个学期的音韵学，除了知道些类似“平水韵”这样的名词外，并无所得。而且，我不仅音韵学没学好，我对整个语言学都一知半解。但语言学当时却是华师中文系的

拳头学科，之后的词汇学，语法学，还有大谈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理论语言学，我似乎都没弄明白过。对于语言学，我们很多同学都像我一样不得其门而入，竟然把系里发给我们的邢福义老师的一本谈语法问题的书全都低价卖给了街道口的一家旧书店。据说后来邢老师一日在此旧书店中看到自己崭新的大作居然一本一本整整齐齐地码在旧书架上，痛心的几乎要当场晕厥。但让他更痛心的事还在后面，当他提出要把这几十本书全买走的时候，见利忘义的店主竟然以原价卖给了他。估计这花了他不少钱。不过，这正说明了他的这本书的确很有价值，它理应值这么多钱。

尽管中文系当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语言学的方面实力颇强，可我自己真正喜欢的却是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我至今仍记得教我们先秦文学的佘斯大老师边讲述边在黑板上用白色的粉笔写下《诗经》的某些词句或《易经》的一些卦爻辞时的情景。而我们崇拜的也不仅是他对先秦文学的深厚的学养，还有他那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其实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书法家。一些老生告诉我们，汉口不少商店的门牌即为他亲手所书。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华师中文系历史悠久，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就是曾经的元老之一。可惜的是他老人家早在我们入校之前就已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