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交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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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交大的精神——交大108周年校庆讲演稿

一.何为大学精神？

关于什么是大学精神，现在有很多解释，不过，我比较喜欢罗家伦先生（1897－1969）的说法，罗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和傅斯年等同为五四运动的三大领袖之一，曾留学美英德法，是清华大学28年8月改为国立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也是将清华“国立化”的主持者，至1930年5月方去职。他还从1932年9月起，在国立中央大学当了十年校长。可以说，他在南北的名校都有比较深的经历，而非浮光掠影，恰好这几所大学又都在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史留下了较深的痕迹，他又由学生而教授，而校长，参与其中，如凫饮水，自然有深切的感悟。

他曾言，“一个大学的精神，可以说是他的学风，也可以说是他在特殊的表现中所凝成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凝成不是突如其来的，更不是凭空想象的。他造就的因素，第一是他本身历史的演进，第二是他教职员学生组合的成分，第三是他教育理想的建立和实施。这三项各有不同，但互为因果，以致不能严格划分。即以北京大学的精神而论，又安能独为例外。”（见陈平原等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9

1页）也就是说，要谈论一个大学的精神，一要溯其历史，观其由来；二要看学生与老师，职员的成分，因为这三者是一个大学的主体，而“风格”也是通过人来表现的；再就是看是否建立或实施了某种教育理想，直白点讲就是大学的办学理念及其实现与否的问题。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一个大学的精神，应该说，是十分合适的。

法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丹纳（HippolyteAdolpheTaine，1828－1893）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所采用从种族，环境和时代精神来分析某一国的文艺的方法，若是将其与罗家伦先生说的几条相结合，来探讨一个大学的精神流变，显然会更好。

现在，我们只要一谈到大学精神，总喜欢以北大，清华等过去的老牌综合性大学为例，似乎唯有这些学校才有值得的称羡的“精神”，这一方面固然和这些学校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有关，但也与这些综合性大学培养了较多的文史人才，而这些人又留下了较多的“故事”有关，而交大这样以理工为主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谈到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这些学校在某些方面也不遑多让，而其“精神”也并非不值珍贵，相反，更需要琢磨，深思。

所以，在交大校庆之际，我想以此为题，并

参照罗家伦先生的意见来谈谈交大的精神。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想以罗先生所说的第一和第二点因素结合丹纳提出的“时代精神”来谈，至于教职员的成份，也就是丹纳所说的“种族”，以及我认为的对大学精神的形成也比较重要的因素，如环境的影响这次就不再展开了。

二，交大的历史演进与时代精神的变换：从三个校长谈起

不过，开始谈之前，我还想把话题再具体一点，对于一个大学来说，校长显然是作用最大的，特别是他办学的理念及作法，对大学的影响非常直接，也常是形成一个大学的精神最直接的动力，如现在谈到北大，势必要提蔡元培，而说到清华，也不能不说梅贻琦，南大则要提罗家伦，浙大却要说竺可桢，当然，他们自己也常常是这一个大学的精神化身，一方面，他们塑造了这个大学，反过来，这个大学也塑造了他们，所以从大学校长入手，来谈一个大学的精神的流变和传承，是相宜的,也更具集中性和代表性。陶行知就曾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473页）下面，我就准备选择交大历史上的三位校长来谈谈交大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逐渐发展的。

1.盛宣怀－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

到今年的4月，刚好是交大的108年校庆，也就是说，1896年的这个时候，交大诞生了。不过那时叫南洋公学，创始人为时任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怀先生，这个闲散的主管皇家祭祀的官职并不大，但他并非是纯粹的官僚，更不闲散，他当时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干将，掌管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的“红顶商人”。前此一年，身为津海关道的他曾在天津创立了中西学堂，即日后有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之名的北洋大学。而他之所以要在百忙之中马不停蹄地创办新式学堂，其目的即为解决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人才匮乏问题，他直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转引自陈华新等编，《百年树人－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并且坦陈自己的心迹，“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同上，第6页）

他创立南洋的目的，却与北洋不同，北洋大学是以学习理工知识为主的，如课程多为“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诸学”，并且有“律例，矿务，制造”三个专科，还有铁路科。而南洋则为养成“内政，外交，理财”方面的人才（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

，第34页）。所以，在盛宣怀呈给光绪帝亲批的《南洋公学章程》的“设学宗旨”一节中，特地指出，“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而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性质相近者，令其各认专门，略通门径，即挑出归专门学堂肄业。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为断。”（见《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36页）也就是说，盛宣怀设立南洋公学，其着眼点是为了培养新型的从政人才，懂法律，外交，政治，和理财的人才，至于工艺制造等“器物之学”，若公学学生有此天赋或意向，则令其到“专门学堂”肄业，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盛宣怀对南洋公学的期许，即该校不是什么“专门学堂”，而且，其总的教育思想也可从中看出，即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立身还须“通达中国经史大义”，谋事却要以“西国政治家”或“日本法部文部”为标准了。

这一点，从其设立南洋公学特班即可证明。南洋公学开办时，先后于1897年设立了师范院，外院，即小学，1898年设中院，并准备再开设上院，即大学部，但因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开设，所以南洋公学的主体主要是中院，即中学部

。这与盛宣怀急于用材的心理相悖，所以，他采取了许多变通的办学方法，特班就是一例。特班1901年设立，聘蔡元培为班主任，招收已成年的人，“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储经济特科人才之用。”（见《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46页）这个班虽然由于客观原因存在时间较短，但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还有曾任职于游美学务处，主持选拔庚款赴美留学生，并担任过清华学堂首任教务长和大同大学的创办人胡敦复，曾做过北大工科学长及代校长的胡仁源等。此外，还设立了后来繁衍出商务印书馆的译书院，以及东文学堂，政治班等。

因为盛宣怀特殊的身份，使交大从创办伊始就染上了一层“官办民助”的色彩。这从学校的名称即可看出，所谓“公学”，用盛宣怀的话来说，就是非由国家全力支持的学校，但这里的“民”也并非全然是普通百姓，而是指官办的企业，即招商，电报两局，这与稍后由政府独立出资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大是不一样的。而与招商局，电报局等实业部门的结合，势必要为其服务，这一点在后来的发展中很快得到验证。

同样，这里的“官”，也非政府某一部门，而是个人的创见。所以，盛宣怀的思想深深地在交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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